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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专注未来（第2页）

第一次董事会面谈后的那六个月，是我职业生涯中挑战最大的时期。我从未在智力上被如此激**过——至少从商务智能上来说，我从未对公司的运营方式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过如此深刻的思考，也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处理过如此多的信息。所有这些，都是我在协助公司运营的日常工作之外完成的（迈克尔虽然在位，但他的注意力却常常在其他地方，这也是情有可原的），长日漫漫，重压在身，我也逐渐开始身心俱疲了。

这重担并不主要是工作量造成的。一直以来，我都因自己能够也愿意付出比任何人更多的努力而感到自豪。对于我来说，应对来自公众的审视以及那些公然表明我不应该当选下一任首席执行官的呼声，才是迄今为止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考验。迪士尼的高管换届是一个有重量的商业故事，而围绕这个话题所展开的报道亦是铺天盖地——董事会在想什么？这件事牵扯到谁？公司能够被重新扶正吗？商业分析师和评论员们得出的共识与那些反对我的董事会成员的见解基本契合：迪士尼需要注入新血液和新视角。选择艾格，就等于选择了一个对迈克尔·艾斯纳言听计从的傀儡。

然而，我要应对的不仅仅是媒体。在竞选的初期，杰弗里·卡森伯格就跟我在迪士尼伯班克办公区附近吃了一次早餐。“你必须得离开，”杰弗里告诉我，“你是得不到这份工作的，因为你的名声已经受损了。”我知道，把自己跟迈克尔区别开来的难度很大，但在那一刻之前，我还没有考虑过外界已经给我罩上了污名。杰弗里感觉他必须劝我打消念头，他说，想要跟过往几年的烂摊子划清界限难比登天：“你应该做一些无偿的公益工作来重建你的形象。”

重建我的形象？我一边听他把话说完，一边努力保持冷静，但杰弗里是如此确定我已走上末路，这让我既震惊又愤懑。虽然如此，我内心的一部分也在怀疑他是否是对的。或许，我真的没有完全理解周围所有人眼中显而易见的事：想要当选，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抑或，所有这些都只是好莱坞的“克里姆林宫学”而已，而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己所能拿出最好的表现，对所有我无力掌控的杂音充耳不闻。

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被卷入流言蜚语的旋涡，担心甲乙丙丁对你的看法如何，或是别人会如何评论或书写你。一旦感觉自己受到了误解或误传，人们就很容易变得戒心重重、狭隘多疑，想要泄愤。我并不认为我有权得到这份工作，也不觉得当选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认为，我是适合这份工作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想要证明这一点，我就应该沉着冷静地面对如此多的怀疑声。我还记得，《奥兰多哨兵报》的一则报道以“艾斯纳继承人前途堪忧”作为标题，许多别的报道也表达了类似的主旨，在一段时间里，仿佛每一天都会有人书写或讨论，如果董事会将我任命为首席执行官，这将会是一场多么严重的失职。根据另一家刊物的援引，斯坦利·戈尔德曾说我是“一位绅士，也是一位努力工作的高管，但迪士尼董事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我）继任迈克尔一事公开表达了疑问”。话语之间透露出不祥的预兆。还有一位名叫加里·威尔森（GaryWilson）的董事会成员，不仅觉得我不该得到这份工作，还明显认为他可以通过激怒我和在会面中试图侮辱我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必须时常提醒自己，加里·威尔森并不是我的问题。这个过程不仅是对我的构想的挑战，也是对我性格的挑战，不能让那些对我知之甚少的人所表达出来的负面情绪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

整个过程下来，我一共进行了15次面谈：先是第一次的多对一面谈；然后是与董事会的每位成员进行的一对一面谈；再接着是跟提出要求的董事会成员进行的后续面谈；最后，则是与一位名叫加里·罗奇（GerryRoche）的猎头面谈，他负责运营一家名叫海德思哲的知名国际咨询公司，而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受辱的一次经历。

受董事会委托，加里要以我作为衡量公司外部候选人的“标准”，以帮助董事会更好地应对他们不了解的候选人。得知此事之后，我对乔治·米切尔抱怨说这样的做法对我很不尊敬，所有能对我提出的问题，我已经全部回答过了。“去见见他吧，”乔治说，“董事会想要做到万无一失。”

因此，我飞到纽约，在加里的办公室参加午餐会。我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桌上只放着水。加里拿出一本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Stewart）的《迪士尼战争》，这本书在当时刚刚出版，作者对迈克尔担任首席执行官和我担任首席运营官的经历进行了调查，还有几处报道失实。这本书的其中几页上粘着便利贴，标出他想要跟我对峙的段落。他草草翻过书，向我提出了一系列跟我无甚关系或完全不沾边的问题。面谈进行了30分钟后，加里的助理拿着给他一人准备的棕色纸袋包着的午餐走进来，告诉他准备载他去佛罗里达参加一场婚礼的私人飞机很快就要起飞，如果现在不走，就要误机了。就这样，他便起身离开了。我一口东西都没吃，这是在浪费时间，也是不尊重人，离开时，我的胸中满是愤怒。

真正被压力和沮丧击垮的经历，只发生过一次。那是2005年的1月，也就是选拔阶段进行了几个月的时候，我带着当时6岁的儿子麦克斯到斯台普斯中心观看洛杉矶快船队的比赛。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始感觉皮肤变得汗涔涔的，胸口闷堵，喘不上气来。我的双亲都在50岁的时候出现过心脏病突发的情况，我当时54岁，也知道这些症状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一直担心自己会有一天突发心脏病。我的内心一方面觉得这肯定是心脏病无疑，而另一方面又认定这是不可能的。我饮食健康，一周7天都健身，还会定期检查身体。我的症状不可能是心脏病突发，但谁知道呢？我也想过打电话把紧急医疗救援队叫到比赛现场来，但又担心会吓到麦克斯。

我告诉麦克斯说我胃里恶心，于是我们起身回家。当天下午，洛杉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几乎连路都看不清楚，感觉心脏仿佛被胸腔里的一只拳头紧紧攥住一般。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让孩子坐在后座、自己开车明显是愚蠢的做法，也不禁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大错。然而在当时我唯一能想的，就是我一定要回家不可。我开进私家车道，麦克斯跳下车，我立即打电话联系了我的内科医生丹尼斯·伊万杰拉托斯（Deos），又打电话叫了一位朋友开车过来，把我送到丹尼斯的家里。丹尼斯对我的情况很熟悉，也知道我最近所承受的重压。他又检查了一次我的生命体征，然后直直地盯着我的双眼，对我说：“鲍勃，你这是典型的急性焦虑发作。你得休息一下才行。”

我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担心起来。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几乎不受压力影响，即便在高压情况下也能保持专注和冷静。竞选过程对身心造成的损害要比我敢于对自己承认的还要严重，家人和好友就更无从知晓了，而这件事是本不应该如此熬人的。我离开丹尼斯的住处，回到自己的家，花了一些时间对发生的一切做了一次盘点。这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头衔，但是这毕竟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与薇罗和儿子们在一起，与纽约的女儿们在一起，与我的父母、妹妹、朋友在一起。归根结底，所有这些压力都是由一份工作而起的，我对自己发誓，要尽力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件事。

唯一一次在董事会面前发火，是在最后一次与他们面谈的时候。在长达几个月的面谈和演示会之后，他们安排了一次会议，于一个周日的晚上在帕萨迪纳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召开。到场后，我得知他们下午在一位董事会成员的家里会见了eBay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Whitman），此人是当时除我之外的唯一一位主要竞选者（其他四位有的自动退出，有的已被淘汰）。那一刹那，我终于对整件事忍无可忍了。我不能相信还有什么信息是他们不知道的，还有哪些问题是没有被反复彻底地回答过好几遍的。我希望这个阶段能尽快结束。这家在半年的时间里一直前途未卜的公司——如果加上迈克尔去留未定的那几个月便更长了，更需要这个阶段尽快终结。董事会的一些成员就是没法理解这一点，而我的耐性已经达到了上限。

最后一次面谈即将收尾的时候，那位在整个竞选阶段一直撺掇我贬低迈克尔的董事会成员加里·威尔森又问了我一次：“告诉我，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你和别人不同？你觉得迈克尔做错了什么？你会拿出什么样的不同措施？”这句话终于把我激怒了，我在董事会所有其他成员的面前对他厉声回话：“同样的问题，你已经在之前问过我三次了，”我一边说，一边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怒吼，“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我是不会回答你的问题的。”

屋里的每一个人都哑然无声，这次面谈就这样戛然而止。我没有跟任何人发生眼神交流，径直站起身离开了。我没有握任何人的手，也没有感谢任何人的聆听。我曾给自己设下用耐心和尊重来应对他们甩来的一切的考验，而今却挑战失败。那天晚上，乔治·米切尔和另一位董事会成员艾尔文·刘易斯（AylwinLewis）分别打电话到我家。“你也许没有给自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乔治说，“但也没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艾尔文的话则更加严厉，他说：“鲍勃，现在可不是让大家看到你焦虑失控的时候呀。”

我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满意，但我毕竟是凡人。当时的怒火，我是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的，再说，我也觉得我的愤怒是事出有因的。与乔治的谈话快要收尾的时候，我说：“拜托你们赶快作出决定吧，是时候了，公司已经因为这件事而每况愈下了。”

现在回溯这段岁月，我觉得这些得之不易的教训，不仅关乎韧性和坚忍的重要，也关乎不为你无法控制的事情感到愤怒和焦虑的必要。对于自尊心的打击虽然往往是真枪实弹，但也不要让这些打击过多地占据你大脑的空间或是耗损你太多的精力，此中的重要性，我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当每个人都在夸赞你时，想要保持乐观是很容易的。但当你的自我认知如此公然地受到挑战的时候，保持乐观就困难了很多，也必要了很多。

这次竞选的过程，是我在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迎头面对如此程度的焦虑。想要完全筛去关于我的风言风语，或是全然不因公众关于我如何不配这个职位的讨论而心痛，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严格的自律和来自家人的爱让我意识到，我必须认清这些声音与我本人无关，并将之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去对待。我可以掌控的是自己的行为和态度，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外。虽然不能每次都遵从这个观点，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没有被焦虑感击垮。

2005年3月的一个周六，董事会召开决策会议。绝大多数的成员都通过电话参加了会议，迈克尔和乔治·米切尔则是在纽约ABC办公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一起通过电话参会的。

早上醒来时，我觉得自己或许已经说服了足够多的“不确定”董事会成员把票投给我，但想到过程中经历的所有跌宕起伏和反复审查，我却感觉如果这些人作出相反的选择也完全有可能，一些怀疑者或许已在极力主张换血，而董事会已从公司外部定好人选的可能性也一样大。

我一整天都和两个儿子在一起，尽力分散注意力。我和麦克斯扔了一会儿球，出去吃午餐，然后又在他最喜欢的附近的公园待了一个小时。我告诉薇罗，如果坏消息来了，我就会驱车开始我梦寐以求的跨国越野自驾。在我看来，一个人驱车横穿美国应该会是一次美好的体验。

会议一结束，乔治·米切尔和迈克尔就给我家里打了电话。薇罗和我一起在我们二人共用的工作间里。他们说，首席执行官的职位是我的了，翌日就会公布消息。迈克尔能在电话的另一头，我很感激，我知道，这段时间对他而言一定很痛苦。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了这份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拱手让人的准备，但如果必须要有人顶替，我知道他很欣慰这个人选是我。

乔治在整件事期间对我的照顾，我也很感谢。如果没有他，我不认为自己能得到董事会其他成员的公平对待。

而我最想感谢的，还是薇罗。没有她的信任、智慧和支持，我就不可能有此成就。毋庸置疑，她在整个过程中都对我支持有加，但偶尔也会提醒我，这份工作并不是我和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虽然理解她的话，但把这话铭刻于心却是需要一番努力的，而她也帮助我做到了这一点。挂上电话，薇罗和我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儿，让杂陈的五味沉淀下来。我的脑中有一批想要马上打电话告知的人，我把立刻抓起电话的冲动遏制住，试着静静地坐着，深深呼吸，让欣喜和宽慰浸润我的身体。

最后，我先是打给了远在长岛的父母。两人都为我感到骄傲，甚至还有一点不敢相信，由华特·迪士尼创立的公司居然要交给自己的儿子运营了。接下来，我把电话打给了纽约的一双女儿，还有我在大都会的两位前老板丹·伯克和汤姆·墨菲。然后，我又打给了史蒂夫·乔布斯。虽然有些奇怪，但我觉得，鉴于将来或许还有弥补与皮克斯关系的机会，主动跟他联系是件很重要的事。

当时的我跟史蒂夫只是泛泛之交，但我想让他知道，我成为公司下一任首席执行官的消息会在翌日公布。他的回应基本上就是简单一句“嗯，好，挺好的”。我告诉他，我想要来拜访他，看看能不能让他相信如果我们能一起合作，那么事情或许会出现转机。他还是一副典型的史蒂夫做派：“你跟迈克尔一起工作多久了？”

“10年了。”

“哼，”他说，“好吧，我不觉得事情会有任何改变，但是没问题，等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们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