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屿洗完碗,把手擦干,转过身。老太太已经回屋了,院子里只剩下他和郑深。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在灰蓝色的天空下画出一道一道细细的线,像一幅用钢笔画的素描。
“郑律师,”方屿说,“您那个围巾——还在您那儿吗?”
郑深看着他。方屿的耳尖又红了,比之前红了一点。不是因为水凉了,是因为他问了一个和“法律”“案件”“专业”都无关的问题。
“在。”郑深说,“下次带给你。”
方屿点了点头。“好。”
两个人站在院子里,谁都没有说“我先走了”。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去,西墙上那块橘黄色的光斑消失了,院子里的光线变成了一种淡淡的、灰蓝色的暮光。石榴树的影子从地上慢慢拉长,爬上了对面的墙壁。
方屿把手插进口袋里。
“郑律师。”
“嗯。”
“您今天那个案子难吗”
郑深沉默了一会儿。
“还好,老城改造的案子。开发商给的补偿不够,断水断电逼他们搬。”
“能赢吗?”
“能。”
方屿看着郑深。他说“能”的时候,语气和在法庭上说“85分贝是什么概念”的时候一模一样。很轻,很稳,没有犹豫。像在说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
“您好像从来不怕输。”方屿说。
郑深看了他一眼。“我怕。”
方屿愣了一下。
“怕就不打了?”郑深说。他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重。“我怕输,但我更怕——本来能赢的,因为没尽力,输了。”
方屿看着他。暮光落在郑深的脸上,把他的轮廓变得柔和了一些。他的表情还是那么沉稳、平静、纹丝不动。但他说“我怕”的时候,眼神里有一种很浅的、一闪而过的东西。不是脆弱,是——坦诚。一个从来不对别人示弱的人,在一个院子里,对着一个比他小十岁的医学生,说“我怕”。
方屿的胸口有一个位置,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按了一下。
“郑律师。”他说。
“嗯。”
“您下次开庭,如果方便的话,我还想去。”
郑深看着他。方屿的眼睛在暮色里是很深的褐色,瞳孔里映着石榴树光秃秃的枝丫和灰蓝色的天空。他的表情很认真,不是在客气,不是在恭维,是真的想去。
“好。”郑深说。
方屿点了点头。
两个人又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远处传来胡同里收废品的吆喝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像一首老歌的结尾。
“我走了。”郑深先开口了。
“嗯。郑律师再见。”
郑深转身往院门走。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方屿还站在原地,手插在口袋里,暮光落在他米色的羽绒服上,把他整个人罩在一层柔和的、灰蓝色的光里。他微微侧着头,看着石榴树的枝丫,不知道在想什么。
郑深看了他两秒。然后转身,走出了院门。
方屿站在院子里,听着郑深的脚步声越来越远。皮鞋踩在胡同的砖地上,发出沉稳的、有节奏的声响。那声音从大到小,从近到远。
他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上还带着刚才洗碗时留下的水渍,指节的地方红红的,被冬天的水泡过的颜色。
他想起刚才洗碗的时候,郑深站在他旁边,手臂靠着他的手臂。隔着毛衣和大衣,但那一片是暖的。
他把手插进口袋里。
院子里彻底安静了。老太太在屋里打开了电视,电视剧的声音从门缝里漏出来,模模糊糊的,听不清在说什么。石榴树的枝丫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发出很细很细的、像叹息一样的声音。
方屿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屋。